第一批00后已经成年了,信息世界很残酷,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十年前人们常挂在嘴边的“80后”“90后”已经是一些旧词汇了。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原住民”,00后在数字化媒介生态中形成了独特的媒介使用习惯——手机、iPad等智能化移动终端穿越屏幕连接着一个又一个年轻心灵,构建起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游乐场。
追星、嗑CP、混饭圈,这是不少前辈们眼中的00后标签,但同时,00后也展现出了对于更多元文化的兴趣。他们有时为耽改剧里的情节欢呼雀跃,有时为《山海情》《觉醒年代》等主旋律影视剧热泪盈眶,有时也会在网络空间中积极讨论着诸如性别平等这样的严肃议题。
那么,00后群体的媒介使用心态、习惯与过去相比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本期全媒派邀请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常江,请他来谈一谈对于00后群体的一些媒介使用习惯的理解。
一、数字化媒介并不意味着更大的信息权力
全媒派:某种意义上,00后从懂事起就生存在一种数字化的信息生态中,您认为这种数字化信息生态与以往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相比发生了何种根本性的变化?
常江:媒介技术和信息环境对于人的社会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关于社会、文化、价值观、道德和规范的种种知识,首要来源于包裹TA的信息环境。我倾向于在认识论的层面去理解“前数字时代”和“数字时代”信息生态的差异。
简单来说,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在总体上具有“合理性”的特征。这里的“合理性”不是指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问题“合理化”,而是韦伯意义上的“合理性”,即为人提供一种在理性的维度上看待社会生活的认识论,揭示“不可见”,反对“不可知”。因此,传统媒体环境下的信息通常是产品化和标准化的,有着较为固定的生产和传播规范,比如一档电视新闻节目怎样制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基本的行业/专业共识,而破坏这种共识,代价是巨大的。
这一整套的规范和共识,如同标准化的模具,塑造着人类的集体认知,它固然束缚着人的自由,却也避免了社会走向分裂。在这种认知中,事实要素含混的信息和不合乎“合理性”法则的解释,会被认为“不合法”。
而在数字时代,“合理性”的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破产了。在一种理想的理论话语中,技术使用的分散化在形式上对个体进行了文化赋权,开启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但这种“文化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解“合理性”的权威为代价的。
换言之,每个人都获得了对社会化的方式及“生活的意义”的解释权,或许也就意味着个体经验将取代公共生活经验,成为人的认识论的主要来源。信息不再被视为“必须”合乎某种逻辑或具有某种形式,这进而带来了知识和解释的去中心化、碎片化,以及共识的分裂。
总而言之,人不再像过去一样去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一种技术发展带来的本质性的变化。
全媒派:今年您在多所大学的讲座中都提到了新闻消费中媒介使用的代际区隔问题,请问您观察到的00后群体在媒介使用层面与更年长的群体的最主要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
常江:我对于00后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的理解,的确只能来自于自己的观察——主要是对在校大学生的观察。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00后群体几乎完全没有使用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习惯了。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去消费基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内容,比如电视综艺节目仍然在00后群体中广受欢迎,但他们对这些内容的接受方式也是完全数字化的——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以流媒体为基本中介,遵循自己的时间安排和接受习惯。
而我这个年龄的人(80后),以及比我们更加年长的人,还保持着一些来自传统媒体时代的“惯性”。尽管我们主要的媒介使用习惯已经高度数字化,但我们仍然会关注主要的传统媒体,如《人民日报》《纽约时报》的报道,去获得一种结构性的信息和知识。
粗率地看,不同代际的媒介使用习惯正在趋同化,即都在向移动智能互联网终端“迁移”。但我想说的是,在“数字原住民”(如00后和90后)与“数字移民”(如70后和60后)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并不能仅通过“媒介使用”这一个维度来解释。
比如,在很大程度上,全球舆论场的重要议程仍主要由权威的传统媒体机构所设定,在现实的社会层级体系中,仍然能够看到主导性媒介体系的影子,这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去回避的。对于年轻的群体如00后来说,数字化的媒介使用习惯或许并不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信息权力,却反而有可能“培育”一种逃避的心态,这是值得深思的。
二、年轻人的媒介使用总体过于私人化
全媒派:00后群体常用的数字化媒介大体可以分为QQ、微信等私人化媒介与微博等公共性媒介,您认为这两类媒介使用分别在年轻群体中发挥着怎样的文化传播功能?
常江:两类媒介的并用说明对于任何人来说私人的信息生活和公共的信息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获取和传播信息,对于人的自我完善来说,既要满足自我认同的需要,也要满足社会认同的需要,这就是微信、微博两类平台都有发展空间的原因。
在一个健康的媒介环境里,这两类平台的发展应当保持基本的均衡,否则会带来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偏向问题。现在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总体过于私人化,而公共性不足。
全媒派:整个互联网世界似乎都在经历去中心化,平台在追求破圈,但用户却在圈子里筑起高墙,形成一个又一个散点。在00后群体的媒介使用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圈层化特征。比如热衷于待在微博超话里、豆瓣小组里或QQ兴趣群组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日益普遍?
常江:我会倾向于将这种自我圈层化理解为一种寻求心理和文化安全的本能。不要忘记,互联网的发展尽管赋予了个体更大的信息自由,却也将其置于一个比以往更庞大、更复杂的信息环境里,这个环境是令人畏惧的。
在今天,00后的年轻人所能接触到的信息的容量,要远远超过其“前辈”;而现有的社会化机制,包括信息素养教育,显然无法跟上信息爆炸的速度,更不要说伴随着信息爆炸出现的社交过载和话语暴力了。
个体在这一环境下,很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人为”缩小信息消费和数字社交范围,也就成了一种正常的反应。我想我们要厘清一种逻辑:并不是所有“自我的”行为,都是“反公共性的”。一个健康的信息生态,应该给予不同的信息生活方式充分舒展的空间,至少要让人感到安全。
三、公共信息平台上的讨论有助于纠正一些偏见
全媒派:的确,现在很多00后更愿意待在各自圈子里,但如您所言,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展现出了更多元的内容消费与内容传播兴趣。例如在社交媒体上,部分年轻人会积极甚至针锋相对地讨论性别问题。您认为这种公共讨论是促进了性别偏见的消除还是加剧了性别对立呢?您对于这种公共讨论整体上持什么样的态度?
常江:如果说是公共讨论“加剧了”性别对立,那只能说明在缺少公共讨论的漫长的时间里,性别权力结构对女性的压迫实质上被掩盖了——因为长期“看不见”,所以一下子看见了,才让一些人感到强烈的不适,认为“加剧对立”。开放的公共讨论只会让不可见的问题变得可见,而不会凭空制造出新的冲突来。
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基于以微博为代表的公共信息平台的讨论,有助于纠正性别偏见。性别关系问题其实很复杂,它既是一种知识,即关于性别关系的客观的描述和解释,也是一种立场,背后则是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法律利益。所以性别偏见问题既是一种知识危机,也是一种立场矛盾。
公共讨论可以有效地解决前一个问题,也就是让很多对父权制、性别权力结构和女性抗争历史与现状缺少了解的人获得相关的知识,从而形成新的性别观念。至于后一个问题,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去设想任何变革会在田园牧歌、岁月静好中发生。认识到这种矛盾的严肃性之后,我们要不断推动法律、政策和教育体系的全面进步。
四、00后叫男偶像“老婆”,这并不新鲜
全媒派:另一个现象是,当我们在聊00后时,似乎都绕不开饭圈、粉丝等话题,在网络上轻而易举地追星,是移动媒介给予这一代人的天赋吗?还是说其实每一代年轻人都是如此。
常江: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它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会倾向于以两种逻辑去理解这种现象:
第一,数字媒介环境会放大局部和细节,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哪怕是十分“显著”的现象,往往也未必有着充分的代表性。我不赞成以“饭圈”和“粉丝”作为00后群体的主要标签,这会带来刻板偏见。
第二,无论饭圈文化是00后特有的,还是每一代年轻人都有的,都无碍于它是一种青年化的表达体系,对这一表达体系的解读,乃至批评、规范,都要立足于其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套用其他代际人群的意志去做草率的臧否。
全媒派:说到这里,《陈情令》《山河令》等耽改剧近年来相继走红,吸引了很多00后粉丝,您认为“耽改热潮”反映出当下年轻群体怎样的文化取向?
常江:耽改剧的走红,至少是审美多元化的一个体现。年轻群体对于不同的文化形式有更多的包容,是一种文化进步。
全媒派:另外,具体来讲,您如何看待一些年轻人叫男性偶像“老婆”、叫女性明星“老公”的行为?
常江:首先,语言规则的改变既反映新的社会现实,也建构新的社会现实。这种在语言中故意“扭转”现实性别结构的策略,至少体现了年轻群体对于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的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未必可用“批判”或“戏谑”这样的标签来概括,但它显然代表着一种新的观念。
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也出现了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的风潮吗?
其次,这一现象或许也反映了数字技术“加持”下的青年话语对传统文化工业体系的重塑。娱乐业通过兜售固化的性别气质以维护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做法,在今天受到自下而上的青年话语的挑战,一种中心化的、关于“男人应该如何、女人应该如何”的话语,全面被解构、被嘲弄,而文化工业体系的“转向”往往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五、文娱内容如何吸引00后?
全媒派:这两年像《山海情》《觉醒年代》这样的主旋律影视剧也能引发年轻人的观剧热情与讨论。如何理解年轻人在娱乐内容消费中体现的这种多样性?
常江:“主旋律”并不必然等于“不好看”,那种二元式的文化观念在今天已经很难成立了。在数字媒体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比其前辈更加注重审美体验,而较少对文化产品的题材做出“先验的”评判,因此只要主旋律影视作品能够为年轻人带来符合其期许的审美体验,就完全可以大受欢迎。
当然,《山海情》《觉醒年代》的走红,也与00后一代在国家强大、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国家文化的强烈认同,必然会带来对于有效的国家叙事的强烈认同。
全媒派:很多报告都将00后视为未来5-10年内的内容消费主力,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根据您平时和学生们的接触,您觉得要想获得这群年轻人的青睐,未来的文娱内容作品(如游戏、影视、短视频、音乐等)应该至少具备哪些一般性特质?
常江:我基本同意这一判断。未来的文娱内容产业,或可考虑在如下三个方面吸引这一群体:
第一,在形式上,要有更强烈的交互性。不止是用户和用户之间的交互,更要有用户和内容之间的交互,即赋予用户更大的介入空间和更强的自主性。
第二,在调性上,要指向文化的多元化。这就要求内容的开发者和运营者本身要对不同类型的青年文化形态及其之间的融合共处关系有更多的体认,与青年消费者群体进行地位平等的交流。
第三,在传播上,要开发更丰富的渠道。避免现有的传播渠道固化,平台和渠道的持续创新目前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保持活力的前提。
六、00后的“崛起”是必然的,就像90后一样
全媒派:最后想和您探讨的是,就您个人的感觉而言,更年长的人群在看待00后的媒介使用习惯与文化消费取向时,会不会带有某些偏见或不理解?就像当初部分70后、80后评价90后一样。
常江:一定会,但这是很正常的。人总是倾向于生活在一个让自己舒适的世界里,并期望自己掌握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全部生存技能。但世界的变化太快了,每一代人都将不可避免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无奈地看到社会环境的更迭,看到自己知识体系的陈旧,看到自己的文化话语权的削弱。在这个时候,犬儒主义或者怀旧情绪的发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但我还是要说,一种建设性的生活态度必然建立在一种宽和的文化观念之上,中年人要有中年人的样子。00后的“崛起”是必然的,正如此前“80后”“90后”的“崛起”也是必然的一样,成人之美、各美其美,有什么不好呢?以何种态度面对历史的洪流和社会的前进,体现着一个代际的总体精神面貌。
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我们80后做得还不错。我们常说“少年强则国强”,为什么不能也说“中年宽容则时代宽容”呢?
代际差异和代际矛盾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每一代人都必然要去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但坦荡的内心、宽阔的精神世界和不畏变动的灵魂,却是每一个世代在变老的过程中都要习得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