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曾是前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求职路上金光闪闪的路标。随着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崛起，大厂取代外企成为如今应届生的求职圣地。然而在大厂这座围城里，不断地有新人想进来，也有感受到内卷切肤之痛的人想离开。
“上岸”的风潮暗流涌动，不少互联网人将目光投向崇尚WLB（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外企。他们发现，外企和印象当中的模样并不一样。外企也在努力破解沉疴积弊，创造新的岗位，收留这届失落的互联网人。
一、卷：“儿子，管我叫叔叔”
“以前在外企50多万年包，每周工作20-30小时，时薪500-600元；来了腾讯年包80万，每周工作60-80小时，时薪200多”，说起自己从外企跳到大厂的感想，工程师赵玉坤言语间透露着悔意。
赵玉坤说，从外企到互联网之后，生活和工作的天平被拨乱。
来腾讯后，赵玉坤看到周围的每个人，职级不论高低，都活得很累，为了20-30%的涨薪承受着300%的工作量。他自己也一样，白天进了公司的格子间，一坐就坐到晚上甚至深夜或凌晨，起个身两眼都会发黑。
“光鲜只是给外人看的，别人听到我这样说还会吐槽，不要凡尔赛了，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想干“。
某个周三的22点20分，程序员史强合上了电脑，打开公司的免费打车软件——
“前方还有189人排队”。他在背后那栋灯火通明的楼下连着抽了2支烟。不是因为车太难打，而是他想起，晚饭间隙和2岁的儿子视频，镜头里的儿子用小手不耐烦地在屏幕上戳来戳去，嘴里嘟囔着：不看叔叔，看鲨鱼嘟嘟。
22点30的中关村 图源/受访者供图
他突然不知道自己这样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图个晋升的机会吗？希望渺茫。上一个晋升的人，听说连着2年，在工作和非工作时间，在领导烦闷时陪着喝酒，每天早起给领导擦桌子、点咖啡，中间还学会了领导爱吃的湖南菜，用保温盒给领导带饭。
即便晋升了又怎么样呢？在儿子心里，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烦人的叔叔，陪伴他的时间还赶不上“鲨鱼嘟嘟”。
上一代互联网人“付出和回报对等”的信仰在渐渐消失，肉眼可见的是行业红利消退，越来越多的人在拼命挤压一块日益干瘪的海绵。
二、上岸：为什么去外企？
在后厂青年聚居地、互联网人茶水间脉脉上面，一个代号为“上岸”的神秘行动悄然兴起。
他们说，找到一个相对稳定、强度适中，能实现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地方，都可以叫上岸。在这种风潮之下，被互联网卷地生无可恋的打工人奔向国企、事业单位、新兴风口下的初创企业，甚至老家县城的奶茶店。
有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外企。在腾讯、百度等大厂待了8年之后，史强看到新闻上风生水起的造车赛道，转行来到了一家外资车企。
转行之后，史强感受到的第一点不同就是再也不用表演加班了。“在互联网时，不管是我自己、同事还是主管，大家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工作提前完成了，也要继续表演，防止被分派更多的工作”。
来了这家外企之后，史强告别了周六上班的日子，拥有了完整的周末，而且公司每月还会举办家庭日，鼓励员工带着父母、孩子参与登山、插花等活动。
他觉得，之前互联网公司晚上8点提供免费晚餐，晚上10点可以免费打车，以及周六双倍工资这些措施，都是在变相鼓励加班。为了省饭钱和打车钱，白天摸鱼，晚上生生熬到10点之后回家的人不在少数。
史强转行之后，告别了这些“诱人”的加班条件，周围的同事也不再表演加班，大家都想赶紧完成手头的工作，早点回家陪家人。
来外企之后的另一个感受就是不再有那么强的危机感，多了几分稳定感。史强回忆道，之前在互联网的时候，每年会有两次末位淘汰，精神压力很大。“就像上了一艘恐怖游轮。高P压榨低P，重复造轮子凹KPI，中层抢功抢汇报，凌晨2点发周报。新人背最低的绩效，离开之后继续招新人填坑，以此轮回”。
互联网人在脉脉上诉说经历末尾淘汰的痛苦
史强说，自己所在的是外资车企的数字化部门，公司乃至行业远远没有到需要淘汰人的阶段，反而每个团队都在吵着缺人，希望HR尽快招来新人。
曾在互联网工作过、如今在外企中国区担任中层的Simon说，国内互联网的优势就是决策周期短，短时间内效率很高，但劣势也很明显，在长期的规划和执行上面会显示出一些不足。两个甚至多个团队之间还会互相拼命地去竞争一个项目。项目立项快，被砍掉也快，相应地人员流动也更加频繁，这对于初入职场的人而言未必是好事。
三、偏见：外企等于养老院？
2016年，前亚马逊中国区副总裁张思宏发了一篇题为《留外企还是去民企？其实关键的是你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文章，回顾了自己5个月来，从亚马逊跳槽到国内某民企又重回亚马逊的职场经历。
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概括了外企光环消褪的过程以及传统在华外企的种种沉疴——
“七年前，我刚开始在MBA教书时，学生对了解外企、进入外企还是相当热衷。每到毕业季，我都会接到很多曾经的学生打来电话想让我帮忙进入外企。可慢慢的，课堂上的话题从“唐骏的成功该如何复制”在不知不觉间变为了“下一个阿里巴巴是谁？”我那“成功”职业经理人的光环也在学生心目中逐渐暗淡了原有的光芒。
再加上一直以来，许多在华外企本身所具有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弊病：不了解中国国情；市场和销售策略不接地气；国内领导团队受制于国外总部无法作出及时有效的改变；大公司病严重组织臃肿决策拖沓……这一切都开始让我对是否应该继续自己的外企职业生涯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大厂渐渐取代外企，成为年轻人向往的求职圣地。一些人认为，进外企等于躺平、放弃成长，实际上外企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外企工作了十多年的Alan告诉后厂青年，早年间，外企中国区基本上都是销售代表处，给员工的施展空间很有限，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外企开始把核心的岗位放到国内来做。
其中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外企的数字化转型。比如全球日化巨头P&G（宝洁）、汽车品牌BMW（宝马）等老牌外企，都赋予了中国区自主制定数字化战略的权力。宝洁全球总部把中国区放到了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的位置，宝洁中国可以系统地做品牌建设方面的数字化变革。
宝洁大中华区CIO林丽2020年在《财经》上发表的一篇中提到，“用AI和算法选择广告投放的消费人群，比以往按照年龄、城市去投放的方式提升了2倍-3倍效率”。
转型浪潮之下也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2019年6月，宝马在中国成立了其全球首家独立的数字业务公司领悦，提供的岗位有开发、算法、产品经理、运营、数据分析师等，覆盖了互联网行业产品、研发、运营等重点工种。
“一方面，这些外企已经有了上百年的业务积淀，不需要像荒野求生那样去开拓业务，不像在互联网工作一样高风险高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像传统外企，年复一年、按部就班，个人发展停滞，在这种寻求变革的企业里依然有一些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做“，Simon觉得，这种借着数字化浪潮，在组织内外进行变革的新外企是互联网人“上岸”时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Simon曾和一些90后、00后的年轻人聊过，不像他们的父辈，他们并不会因为一份工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工作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再是“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在工作中追求着自我价值；而对于80后而言，工作和生活的天平失衡许久，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产出无法换来晋升空间，他们希望在工作之余能兼顾家庭，不再困在35岁焦虑里。
收留这届失落的互联网人，新外企准备好了。
